國外學者論延安精神

自1980年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間公私交際往來，已日趨頻繁。但美國官方和中國人民政權的接觸，卻可追溯到40年前。那是1944年7月22日，一架美軍C—47型運輸機在三架美軍戰斗護航下，將以戴維·巴雷特上校為首的美軍觀察組送到了延安。巴雷特是美國軍界中經驗最豐富的中國通。觀察組成員中有在中國出生的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深通中國國情，是美國外交界的翅膀。此外還有專司對日情報的雷·克雷姆利少校等人。同機運到的好幾箱醫藥用品，是幾年前美國紅十字會捐贈給延安國際和平醫院的。由于國民黨的封鎖，這批藥品一直拖到這時才運到延安。

延安和陜、甘、寧邊區長期遭到國民黨封鎖，與外界聯系完全斷絕。隨著美軍觀察組到達，通往禁區的門戶一下子打開了。美國人要上延安，是由于他們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蔣介石允許他們上延安則是迫于美國政府的壓力。當時重慶方面突然轉變，開放禁區，使得不明就里的人幾乎不敢置信，在延安招待所歡迎美國人的接待人員中，有個姓仇的少將，是蔣介石派駐延安的軍事代表。他滿面笑容，對新出現的重慶、華盛頓和“共匪”團結一致的奇跡，表現出歡欣甚于困惑的樣子。其實他內心里是大惑不解的。

蔣介石為防止美國人和八路軍發生密切關系，對觀察組的使命作了嚴格限制。他們的任務只是和八路軍共同偵察敵情，搜集日本侵略軍的情報，為美國空軍提供陸空配合，還從名義上加以約束，稱之為“觀察組”。巴雷特在抵達延安的當晚，就告訴美國記者闊瑟·斯坦說：“我要把話事先講清楚。我們不是你們所希望的那種一般意義的軍事代表團。我們只不過是觀察員，負有單純技術使命的觀察員。”

觀察組抵達后，雙方毫不延遲，立即忙碌起來。八路軍將自己的設備供觀察組使用。斯坦說：“八路軍和美軍進行的真心實意的合作，提供講求實效的支援，幾乎好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巴雷特承隊，八路軍工作進展的步伐他們有時竟難于跟得上。他要求美國軍官、士兵，哪怕頭天晚上忙到深夜或翌日凌晨，第二天也要六點半起床。

延安活躍的民主氣氛和八路軍工作人員熱情爽朗，講求實效的工作作風，使得美方官兵都著了迷。他們也效法八路軍，過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生活。上下級同桌用筷子吃和中國人一樣的簡單飯菜，美國人只多一份咖啡和牛奶油。“他們一周接一周緊張地工作著，挖掘他們稱之為意料不到的敵情金礦。”據當時目擊的美國記者闊瑟·斯坦說：“我從不曾看到過大群中國人和外國人在一起時，這樣不拘形跡，這樣心情歡暢，能這樣完全置不同背景、不同政治信念和種族差異于不顧，彼此合作得這樣卓有成效，這樣真誠地相互正確評價。”

延安人使得美國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有三點。一是延安人對金錢不感興趣，美國飛機經常往返印度、重慶和延安，延安沒有一個人托過飛機乘務員捎帶外面花花世界的任何東西。二是延安人待人接物，不尚虛文，和一般中國人愛講面子的傳統不一樣。三是延安沒有人開口要美援。有個美國人在延安盤桓了一周以后，對此不勝驚詫。他問斯坦：“這兒的人有點什么不對頭吧？他們竟還沒有問過我，美國人到底什么時候送坦克、飛機和重炮給我們；也沒有問美國人到底什么時候才把日本佬揍得更狠一點。在那一邊（指重慶），人人可都是這樣問的呀。”

一年以后，對日本作戰獲得最后勝利。美軍觀察組的使命結束，撤離延安。

40年前，中國人民政權和美國官方的這段交往已成歷史陳跡。對比今昔，發思古幽情之余，繼承并發揚當年使美國人為之傾倒的講實效，不尚虛文、不愛金錢的延安精神，今天對我們諒必并非不急之吧。（黎澤濟編譯，原載《外國史知識》1986年5月）。

延安時代不僅對共產黨在1949年的勝利具有決定性意義，而且它還給勝利者留下了一種革命斗爭的英雄傳統，這就是被奉為神圣的“延安精神”和 “延安作風”。既然那些領導革命獲得勝利的領導人就是那些在勝利后建立的新社會的領導人，因而毫不奇怪，他們在1949年以后所實行的政策和對新問題所作的反應，都深深地受到了他們在早期戰爭年代所獲得的經驗的影響。所有的共產黨人都把“延安精神”稱頌為壯麗的革命年代的象征。但是，對許多人來說（這對成為統治者的革命者來說是一種非常自然的現象），這一革命的時代是可以心安理得地埋葬在歷史中，在適當的情況下，可以紀念這個時代，但它已經不能真正適應當代的需要了。而對其他人來說，特別是對毛澤東和受他的影響最深的人們來說，延安經驗不能簡單地成為一種紀念的對象，它是一種能為未來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傳統。